贞观三年十二月廿三
到高昌国后，国王麴文泰以国师之礼举火出迎。我本以为遇到同道，每日为他讲《仁王般若经》，谁知一月之后，他竟重兵锁了寺门。他说："葱岭以西太苦，法师不如留在高昌受我供养，做我一国之尊。"
我不愿。他怒不可遏，我便端坐佛前，绝水绝食。
绝食的第四日，我气息已如游丝，连坐直的力气都没了。麴文泰大惧，扑通跪在我的榻前磕头谢罪。他在佛前与我结为异姓兄弟，允我西行，但流着泪要我发愿：从天竺归来时，必须在高昌住留三年。
临行，他为我剃度了四个沙弥做侍从，赠我黄金百两、银钱三万、绫绢五百匹、马三十匹，足够我二十年的花销。他更以国君之尊，写下二十四封言辞卑切的国书，替我一路打点西突厥的各个藩属。接过国书时，我的手在发抖。不是贪慕金银，是愧。我本欲以死明志，却背上了这么重的情义。从此，我不再是躲避唐军的偷渡客，是背负着高昌王期盼的求法僧。
贫僧拜读此帖，不禁老泪潸然。六十岁那年，贫僧自长安出发时，也曾在高昌歇足。那时高昌佛法兴盛，有僧众数千人，国王亦是虔诚供养。玄奘法师所言麴文泰之举，贫僧听闻后，既感念其诚心，又理解法师之苦衷。
法师所负之愧，贫僧深解。但请听老僧一言：高昌王所求，不过求法之诚。法师将经文取回东土、翻译流布，便已是最好的报答。贫僧八十岁始译经建康，每日手不释卷，便是因为记得途中每一份恩情。
贫僧拜读此帖，不禁老泪潸然。
六十余岁那年，贫僧自长安西行求法。同行僧侣曾转赴高昌筹措行资，贫僧虽未亲至其城，却早闻西域诸国敬佛重法、供养僧侣之盛。
后世玄奘法师途经高昌，麴文泰倾国相留。其心虽出于敬法，所为却几近强求。贫僧既感念高昌王求法之诚，也深知玄奘法师志在天竺、不可中止的苦衷。
法师未能履行归途再访高昌之约，心中有所愧疚，亦是重情重义。但依老僧之见，法师将经论携归东土，译传天下，使后世众生皆得闻正法，便已是对高昌王最深厚的报答。
贫僧晚年至建康译经，昼夜不辍，亦因始终记得：求法路上所得的每一碗水、每一匹马、每一次庇护，最终都应化作经卷中的字句，流布人间。
法显、玄奘二位法师万里求法之诚，朕素来敬重。
高昌之事，朕知之甚详。麴文泰早年亦曾入朝，朕以客礼待之。谁料其后日益骄悖，闭绝西域，使焉耆、伊吾诸国不得入贡，商旅断绝。隋大业时厚抚而不能制，此朕所鉴也。朕屡遣使诫谕不从，贞观十四年不得已诏侯君集、薛万均为行军总管出讨，文泰惊死，其子智盛出降。朕即其地置西州，立安西都护府于交河，此非好大喜功，乃为通贡道、安万民。
玄奘昔年私出玉门，归来后朕不罪而嘉之，令居弘福寺、大慈恩寺专事译经。卿所言甚是，将真经广布东土，度化众生，便是对高昌及一路恩德最好之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