隐语存诗
顺治十七年
去年的这个时候,郑成功与张煌言的水师大举北伐,势如破竹,甚至一度合围了金陵。我和牧斋在常熟听到了消息,瞒着所有人,在密室里点燃了红烛,白发相对,喜极而泣。
这几年来,为了支撑海上的大义,我们几乎掏空了家底。我们把红豆山庄的几百亩田产、几件残存的古玩,乃至我仅剩的簪花首饰,统统熔铸变卖,通过海上的秘密渠道源源不断地送去前线。我们曾以为,这乾坤真的要逆转了。
可是,长江一战,义军终究还是功亏一篑,兵败退回了厦门。清廷随之而来的,是铁血残酷的清算,江南士绅的人头落了一地,整个秦淮和太湖洒满了血。为了保全全家性命,我不得不亲手在灶膛里烧掉了所有与海外、南明的往来密信。火光映着我早已斑白的鬓角,一片焦黑。
大难不死,牧斋却彻底老了。他瘫坐在藤椅上,望着窗外的雨打残荷,颤抖着问我:“如是,史笔如刀。后世阎罗、青史史官,会如何唾骂我这个两朝失节、晚节不保的无耻老儿?”
我一边将他那些记录着北伐狂喜与兵败悲愤的《投笔集》诗稿死死藏进书斋的夹墙,一边紧紧握着他的手说:“你忘了当年在半野堂对我说过的话了?天下人何足道!何必在意这当世世人的评价!”
这一年,我开始没日没夜地帮他整理那部寄托了后半生心血的《有学集》。
我陪着他,将那些赞美大明、期盼恢复山河的绝句,全部用最艰深、最隐晦的青史典故伪装起来。字字泣血,句句藏锋。后世若有心香一瓣的志士挑灯细读,希望能从这些密密麻麻的字缝里,读出我们这两个世人眼中的“两朝罪人”,究竟藏了一腔怎样至死不渝的热血与不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