丁亥之狱
柳如是 ·
顺治五年
牧斋在北京只待了短短数月。他看透了新朝对前朝老臣的防备与羞辱，终究是称病辞官，退投家乡。可大难并未就此放过我们。
顺治四年，他的学生黄毓祺在苏北暗中联络反清义军，不幸失败被捕。清廷在搜查黄毓祺的随身物件时，翻出了牧斋手书的诗文。朝廷震怒，顺治五年三月，大批军弁冲进红豆山庄，用沉重的铁链锁住了近七十岁的牧斋，将他塞进囚车，连夜押往南京。
彼时我正患着严重的肺疾。看着囚车远去，我顾不得自己咳血不止，当即雇了一顶小轿，咬着牙，硬是沿途跟着押解的队伍一路到了南京。
到了金陵，我四处奔走。我拖着病体，向清廷的督抚大员与刑部审判官递交了一份言辞决绝的申诉书，向天下昭告：
“妾与钱公，生死一体。倘夫君不免，妾请从死；若钱公得免，妾愿代其受大辟之刑！”
在阴暗潮湿、充满霉味和血腥气的南京大牢里，我终于见到了牧斋。他浑身长满了因湿热而生的脓疮，虚弱地缩在角落里发抖。我一把抱住他，不顾那满身的恶臭与血污，流着泪将干净的衣物换在他身上。
在秦淮河边他说“水太冷”的时候，我确实恨过他的懦弱，笑过自己的眼瞎。可直到在这生死悬于一线的绝境里，我才真正看清了这个男人。他无论是在高官得坐的时候，还是在如今的死牢里，始终把我当成一个有尊严的“知己”来尊重。
为了这份世间罕有的尊重，我杨爱可以陪他上断头台。